调教手机游戏的简单先容（关于调教的手游）

　　【编者按】据有关学者研究，“廉政”一词险些不见于古文献（《晏子春秋》：“廉政而长期”又作“廉正而长期”。吴则虞集释引王念孙曰：“案‘政’与‘正’同，《文选·运命论》注引作‘廉正’”），乃至新中国的前30年里，这个词也很有数，以是“廉政”是近30年方才盛行的一个成词。这一微小细节所包罗的信息量无疑是巨大的。

　　“廉政”一词固然出现甚晚，但中国久长的传统文化中所包罗的廉政头脑则极为丰厚，历代王朝，无不把廉政视为存亡存亡的根本，故一方面非常夸大官员的耿介自律和道德自发，夸大“廉，自检敛也”，即严格的自我收束，形成了成熟的代价预设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不绝强化制度计划，形成了课考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惩罚制度等精密的防范体制；而古代廉政计划中蕴含的实际主义的人性论预设等，则是当下廉政建立中最值得参照的宝贵遗产。

　　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围绕着上述题目形成了50余种专题著作和近千篇专题论文，张晋藩、王春瑜、卜宪群、吴光、王子今、张星久、余华青、刘明波等都对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有深入的讨论和总结，固然，正如卜宪群、张星久等学者所指出的，古代廉政体制中也包罗着难以降服的范围与窘境，只有在广泛民主参加的底子上才有大概走出窘境，并真正激活传统廉政文化中的政治聪明。

廉政的代价预设与窘境突破：

——汗青学的分析与考量（下）

□卜宪群张晋藩等齐一放整理

（本文原载于《中国汗青批评》第四辑）

三、古代廉政的窘境与范围

张星久：对于每一个实际中的独裁王朝而言，影响其制度运行的核心代价目标还是最大限度地寻求和满意君主及其王朝的长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其二，君主独裁制度又是人治政治的典范情势。这种制度在人性论和知识论方面有一个根本预设，就是承认和肯定有一个人在道德和智力上都是“首出庶物”、至圣至明的，因此有资格也有本领独揽国家大权、“乾纲独断”。正是这种代价目标的局促性和政治过程的人治特点，造成了独裁国家整个政治制度都面对着不可降服的抵牾和缺陷。

起首，从君主独裁制度的代价原则来看，君主及其王朝的统治长处才是最实际的“公”，才是根本的“政道”，惩治腐败、保持吏治廉洁只是实现其“政道”的“治术”。于是，出于君主及其王朝的统治长处，既可以反腐败，也可以不反腐败，乃至姑息放纵腐败。

其次，既然反不反腐败、怎样反腐败、以致怎样界定腐败，终极都要看政治的必要、天子的意志，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在反腐肃贪题目上显着的国家机遇主义特点。与当代国家的反腐败差别的是，它不是基于抽象、广泛的“对事不对人”的公理原则，而是从根本上出于“权宜之计”的政治的必要。独裁国家固然也订定了很多有关反贪的严刑峻法，但这只能是独裁制度下的“法制”，而非当代的“法治”，是以承认少数人或一个人的意志驾乎法律之上为条件，无论制度多么严格，天子都在法律和制度之外。因此，天子既是立法者，也大概是坏法者，从而在根本上对于惩治腐败并无肯定之规、肯定之理。古代的反腐惩贪不但缺乏稳固的制度保障，也缺乏牢固的道德支持。固然在帝制中国的监察廉政制度的代价层面上，确实蕴含着儒家以“公”“道”为核心的道德抱负，对官员的从政举动确实起到了肯定的束缚作用，但是，儒家的“公”与独裁国家别的一层“公”的代价目标不但不在一个层面，乃至存在着严峻的摩擦和辩论。从独裁王朝和君主的态度看，偶然间恰好必要放弃儒家的“公”，才华更好地实现王朝长处、君主意志的“公”(也是天下最大的“私”)。于是，一方面为了惩治腐败必要发扬官员的道德心，必要道德自律；一方面独裁制度本身又必要瓦解道德、摧残道德，从而陷入难以降服的道德窘境。而对面对这种窘境的官员来说，除了个别人可以或许不计身家性命、死守善道外，大多数人恐怕也只有对道德抱负采取机遇主义的态度，以君主的黑白为黑白，乃至以随波逐流为美德了。

末了，在一种局促封闭、缺乏外部压力和挑衅的环境下管理腐败，其动力和结果也注定黑白常有限的。由于，在君主独裁和人治的体制下，人民大众对于廉政、对于反腐败根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是失语的，从而对权利的监督根本上是统治团体“内部人控制”下的游戏，是一种封闭的自我监督、同体监督，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没有外部压力和人民群众参加的环境下，腐败很轻易被“正常化”。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缘故起因，使得传统社会惩治贪腐的结果大打扣头。法禁之严和实际中愈演愈烈、以致屡见不鲜的腐败之风，适成光显对比。由此看来，我们本日建立廉政监察制度，只有在广泛的民主参加的底子上，才华从根本上走出古代廉政监察制度的窘境，也才华真正激活古代监察廉政制度中的宝贵聪明。（《从代价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汗青窘境与当代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

罗欣（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唐律》处罚官吏贪赃的规范颇为详密具体，唐初统治者为防止隋末“赃吏虐民激变”的悲剧不致重演，主张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宥，从某种程度上和缓了阶层抵牾，稳固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唐初的经济发展。但是从法律制度的范围性来看，《唐律》虽在律文上对官吏贪赃规定了严厉的刑罚，但在实际实行中却时惩时纵，惩中有纵，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唐律》中的“八议”制度。八议包罗：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天子的故旧）；议贤（指社会贤达）；议能（指能人杰士）；议功（指受过功勋之人）；议贵（指贵族官僚）；议勤（指大勤奋之人）；议宾（指前朝的国宾和王族）。这些人不外乎天子的亲戚故旧和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根据规定，凡属八议之人在法律上都享有“议、请、减、赎、免、当”的特权，成为官吏的护身符，使得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法律得不到彻底的贯彻实行，其养廉治吏的功效大打扣头。可见，光有立法的完备是远远不敷的，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还在于反腐倡廉的法律监督制度的配套，更在于法律能在实践中真正得到实行。（《唐律中之贪污贿赂犯罪初探》，《法学批评》2000年第4期）

高伟凯（北京高策中外企业安全顾问中心研究员）、张桂琳（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清代虽有内阁六部制，但军政大权都会合在天子一人手上。各部都直接对天子负责。中下级官吏，都是集政法于一身的，任用罢免都要颠末天子。这种政治体制使得中心及父母官吏的权利高度会合，而又缺少对他们权利的制衡，更易于为所欲为，腐败便由此起。同时，君主独裁制度倾轧大众的政治参加。只管自秦汉创建起来的监察制度，到明清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监察体系，监察法规日渐精密，也仍旧不能制止整个社会和官僚机构腐败成风。而且，在皇权制度中，天子是反腐的最高指挥者与仲裁者，反腐的触角无论怎样也无法触及皇权，导致了反腐的不彻底。总之，在独裁制度下，贿赂受贿活动轻易成为官场风俗，法理和黑白边界每每含糊，再次阐明白制度化腐败无法从内部自新。同时，独裁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气亦不大概真正改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存的民主化，创建强大的权利制约体系，才华净化当局机构。（《清朝官员腐败成因分析》，《学海》2006年第2期）

四、中国古代的廉政之策

　　1.根本履历

吴光：中国廉政史积聚了丰富的汗青履历。起首，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履历，是以民为本、顺应民气的爱民传统。民本与爱民也是历代廉政建立的根本引导头脑。政治的重心在民不在君，社会的主体是民而非君，统治者的政策只有顺应民气、掩护人民才华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戴，才华到达长治久安。其次，是如那边理惩罚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履历。在中国政治史上，出现过德法并举、单纯法治、无为而治、德本法用等差别的治国抱负和政治模式。比力起来，还是儒法连合的“德法并举”模式好像更加符合统治阶层的必要。但就廉政而言，无论是“德法并举”模式还是与“德本法用”抱负，对于中国的廉政建立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其三，勇于进谏和蔼于纳谏的履历。御史监察制度固然有人治之弊，但对廉政建立的正面作用应予以肯定。只管犯颜进谏、客气纳谏包罗着“愚忠”因素，且为当代民主制度所不取，但那种勇于揭破题目、品评弊政并客气担当劝谏、敢于改正错误的精力则是永久值得歌颂和发扬的。其四，不畏强权、公正执法的精良传统。其五，严于律已、不欺暗室、耿介奉公的官德与政风。任何期间的廉政，都与执政官员的道德品格和行政作风密不可分。固然，中国汗青上也有某些制度设置，固然起始动机是为了补偏救弊，但厥后拔苗助长，反而成为沽名钓誉的平台，乃至成为贪政的温床。比方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魏晋期间的九品中正制，清代推行的所谓官吏“养廉银”制度，根本上是先廉后贪、弊端百出。我们从这些制度的失败中可以总结出来的教导是，一个缺乏民意底子、未经民主程序检察并离开民主监督的制度，终究是不能行之长远，而且大概中途而废乃至蜕化变质的。（《廉政的内涵与中国廉政建立的汗青履历》，《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图为廉政题材漫画《硬功夫》：一位戴着宋代乌纱帽的官员，头上一只苍蝇飞来飞去；官员的乌纱帽一弯，苍蝇就被拍了下来，寓意当官要有“硬功夫”，不动声色就能拒绝统统腐蚀和污染。

该漫画由农夫画家郝增茂创作，曾登上过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华尔街日报》批评称，中国的反腐“斗士”们已经全面举行“战斗”，而“触角”也伸入到与大众贴近的“接地气”的统统事物。

周兴春：怎样实现廉政，严禁奢政？具体采取哪些步伐？贞观君臣提出了本身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步伐。第一，以存百姓为先，从保民才华利己安国的头脑高度来实行廉政。贞观君臣以为，以存百姓为先，以人民长处为重者，就肯定搞廉政，不搞奢政。只有百姓长处得到保障，君臣自身的长处，国家的长治久安才华得到包管。第二，选贤任良，从用人上包管廉政的实行。贞观君臣以为，廉政是否得行，取决于官吏是否贤达。人贤必政廉，人恶必政奢。要根治奢政，须裁治恶浊之官，选任贤达之人。第三，严厉惩处搞奢政者。对搞奢政者不重办，如同养虎为患，纵蚁崩堤。不重办贪奢者，不制驭显贵，就便是放纵贪奢。为防范官吏贪赃搞奢政，唐太宗多次教诲他们，盼望他们耿介自律，节俭从政。第四，要求官吏严加管教家人亲朋。是否管教好本身的家人亲朋是廉政可否得行的紧张因素。究竟上，廉政者必严管家人亲朋，不许他们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奢侈腐化。唐太宗以身作则，为官吏树立了榜样。一时，严管家人亲朋蔚成风气。第五，正身节欲，积操行义，力戒骄恣奢侈。贞观君臣以为只有做到正身节欲，积操行义，才华自发实行廉政。唐太宗曾指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身邪必纵欲，纵欲必搞奢政。第六，善始善终，防微杜渐，时候保持耿介本色稳固。无论何人，富贵后如不严于律己，每每渐渐弃廉从奢，末了成为骄奢淫逸、迷恋权财的罪人。因此，力戒骄奢，善始慎终是每位官吏所时候留意的题目。（《论唐贞观君臣的廉政观》，《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徐忠明（中山大学法学院传授）：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是比力器重廉政法制建立的，不但在法律“文本”上内容详备、周到，而且在肯定时期内法律实行也颇有力度；但是，终于没有取得乐成，没有实现廉政法制本身的预期目标；相反，权利腐败或曰“赃官政治”倒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光显特性，贻害不轻，根本缘故起因就是不受限定的权利私有制度。这恰好证明:“权利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英国汗青学家阿克顿勋爵)这一政治运作的“铁律”。阐明，范围于传统政治权利布局内部的廉政法制建立，它的结果只能是“失败”两字，而不大概是别的结果；以是，彻底改变这种政治权利布局，才是实现廉政法制建立的一个根本条件。否则，无论法律怎样完备，也无论刑罚怎样严格，廉政法制建立都将乐成无望，大概仅仅停顿在“文本”层面。（《试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及其成败缘故起因》，《学术研究》1999年第1期）

《中国反贪史》，王春瑜主编，四川人民出书社，是一部以“反贪”为内容的专门史力作。2000年出书后，已再版多次。

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研究员）：严格讲起来，中国的监察制度跟权利管束要到秦始皇同一中国以后才比力健全。秦朝从中心到地方创建了一个监察网，这对克制官吏腐败起了束缚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就是台谏制度。“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地方上县令既是地方行政首脑，但同时也利用监察权。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汉代已根本定型。汉承秦制，御史制度得到加强。从汉代监察制度比力好的履历来看，重要是创建刺史制度。刺史跟一样平常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力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举行弹劾。中国汗青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举行监察操纵的很紧张的原则。从秦汉到明清御史根本上都是没有高出七品的。但是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乃至高出本身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乃至对天子举行进谏。（《中国历代监察制度得失》，《廉政瞭望》2006年第12期）

2.立法惩贪饬吏

朱振辉（中共阜阳市委党校法律史传授）：器重依法治吏是古代中国廉政建立的根本履历。韩非从遵法和执法的角度提出了非常闻名的命题：名主治吏不治民。战国期间在实践中贯彻法家理论最有成效的国家，都把其治吏之法的美满放在非常紧张的位置，以秦国最为典范。秦统治者在《为吏之道》中明白规定了为吏者必须服从的道操行为准则，并订定了具体的衡量标准“五善”和“五失”。汉律曾规定官吏在利用权利的范围内，假如担当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饮食，就会被夺职。中华法系在唐代到达了高度的成熟与美满，治官之法颇具特色，成为后代的官治蓝本。为了保障官员耿介奉公，唐律规定了“六赃”之罪，惩治公职职员的不廉举动。唐律《职制》律中具体规定了官吏因推行职务从他人处得到非法长处的各种犯罪，把有关官吏贪污的法律根据差别环境分别规定在各篇律里，还对以其他情势和本领非法占据官有财物或获取长处的变相贪污举动严加克制。唐代以降，在治官之法上根本继承了前代遗留下来的各种规定，只是在罪名和处刑方面有所改变和增补。综上，中国古代治官之法是比力成熟而颇具特色的，表明中国很早就会利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管理国家构造及其公职职员的廉政举动，不但器重成文法典化，且规定精密，规范严格。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向来器重依法治吏，以是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很早就比力发达，每个朝代的初期吏风都非常明朗，纲纪整肃，社会安定，国力日盛。（《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立及其鉴戒意义》，《求索》2011年第1期）

唐鸿儒（山西大学法学院副传授）：《唐律》中的吏治制度，体系总结了治国安邦的宝贵履历，是我国古代遗产中的英华。《唐律》的代表—《永徽律疏》反映了唐初的社会生存状态和法律制度，特别是唐太宗“安人宁国”的立法头脑。《唐律》是在总结隋朝殒命教导的底子上订定的。其规定，大部分均与官吏的犯罪有关。据统计在502条中，有155条全部是关于官吏犯罪的规定，不但在《职制》篇规定了对于官吏的贪污、擅权、失职、违纪等犯罪举动的处罚条款，其他诸篇也有很多处罚官吏举动的规定。由此可见，器重“吏治”是《唐律》的一个明显特点。另一方面，唐太宗非常器重惩罚的作用，在规定处罚官吏各种犯罪举动条款的同时，《唐律》又规定了厚待官吏的所谓“八议”、“官当”、“减”、“赎”等条款，表现出了恩威并用、宽猛相济的政策，对官吏表现了深切的关怀和对于故旧、贤才、功臣等特别厚待的用心。《唐律》中关于“吏治”的规定，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吏治”是法典中的紧张职位和怎样用法律本领推行“吏治”的途径；二是处罚官吏犯罪，重点在于从严处罚上层官吏的犯罪，这是正本清源的根本办法；三是“依法治国”的精力一经订定公布施行，法律就是神圣不可陵犯的。四是从严处罚是《唐律》的一个明显特点。（《论唐律与吏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3.重典治吏

张帆：明初廉政的最大特色无疑是重典治吏。朱元璋以为，“元季吏治纵弛、百孔千疮、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欲“震之以雷霆，放肆废政而修明之。”于是采取了严格的惩贪本领。本着“刑浊世用重典”的立法头脑，颠末统治者的再三修订，一部《明律》已经臻于美满。它本身对于贪赃枉法已采取了从重从严之策，然而“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结果，使得朱元璋采辑官民过犯，汇编成册，声称：“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贪赃，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变本加厉地推出了四编《大诰》。此重典之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大明律》，大大加重了量刑标准，凡贪墨之罪，不分轻重，不问首从，同等重刑处理，以到达严刑去贪暴之目标。二是在五刑之外添设了很多惨无人性的刑罚，以此来明刑弼教，慑之以威，使官吏们知惧而不敢犯法。（《明初廉政特点之分析》，《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4.监察执法

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传授）：在中国法制文明的汗青发展中，监察立法同样是源远流长、辗转相承的，从制度层面维持国家纲纪与吏治、发扬正气、打击贪腐，是维持廉政的一道紧张防线。

战国时期为顺应对官僚体系监督的必要，执掌监察职能的治官之官即御史开始出现。汉朝创建以后，随着皇权的加强，中心监察构造已经独立于朝堂之上，同时创建了多元化的监察体制，包罗三公九卿在内的京师百官、地方主座、皇亲国戚以至监察官自身都被置于这张网络之中，受到来自一种或多种监察构造的监督，对于贯通政令、整饬吏治、廓清风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朝是监察制度臻于完备的朝代，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构造，御史大夫(从三品)一人为台长，带领群僚利用监察权。明朝创建以后，朱元璋鉴于吏治败坏是元朝覆亡的紧张缘故起因，建立了以重典治吏的方略，因而非常器重监察构造的作用。

清朝的监察法制称得上是集已往历代监察法之大成。清朝监察法除在《大清法规》、《大清会典》、各《部院则例》中有所表现外，重要会合于乾隆朝编纂的《都察院则例》与乾、嘉、道、光四朝体例的《钦定台规》。此中《钦定台规》是集秦汉以来监察立法之大成，是中国封建汗青上最完备的一部监察法典。由于《钦定台规》以“钦定”的情势出现，因此，其辑录的谕旨之多，指陈之细，均为已往历代所未有。它不但表现了台规所具有的权势巨子性，而且还强化天子所拥有的最高监察权。

总括上述，自战国官僚制度形成起，监察立法不绝发展。监察立法规定了监察构造的设置、职掌、职位与利用权利的方式方法，从而使监察活动有法可依。由于监察官是天子的耳目之司，因此，其品级虽低但可以纠弹高官；又由于监察官依附于皇权而存在，因此，其职权的有效性也受到皇权的制约。在漫长的封建期间，监察官还受到儒家忠君爱国和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训条的影响，纵然是在阉人专政的明朝也出现了很多直言敢谏、搏命纠弹的铁面御史。总体而言，监察法制不失为维持廉政的一道防线。（《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立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袁礼华（南昌大学汗青系传授）：中国封建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紧张构成部分，是封建帝王的御用工具。从秦汉至明清，就监察制度在维护君主独裁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它堪称是构筑在国家政治布局范畴内防止百官违法失职的“万里长城”，是统治阶层内部整饬吏治、肃正纲纪的一种自我束缚机制。此中蕴含着很多启民气智的公道性因素。一是独立监察，强化监察机构的职位和权势巨子。我国历代监察机构，皆由天子直接控制，独立利用纠察弹劾职权。二是器重选任，包管监察队伍的精良素质。历代统治者都极其器重监察官的选任，不但建立了监察官选任的“特操”标准，而且不绝完备其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必须公正耿介、正身自律，为百官榜样；要刚直不阿，纠弹不避显贵；要有通晓治体的文化素养和黑白分明的从政阅历。三是严格管理，防止失监虚监等失职渎职举动。严格管理既是有效发挥监察职能、实现监察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防止监察工作发生失监虚监、姑息养奸等失职渎职的紧张本领。封建监察的严格管理重要表现在两方面：循名责实，实行监察责任制；厚赏重罚，加强对监察官的稽核。四是反监互察，制约监察权利的滥用。封建社会的反监互察机制，就国家的构造机构和职能分工而言，反监重要是指监察体系以外的官员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的纠举弹劾。除此之外，还反映在制约监察权利滥用的禁限立法的法制建立中。而此类禁限立法的颁布，又相辅相成地为反监互察机制的具体运作提供了依据、明白了任务。起首，规定监察官不得逾越自身权限，干预、劫夺别的国家构造的职权；其次，严禁滥用奏劾权；其三，严禁监察官以霸术私、贪赃枉法。（《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中的公道性因素》，《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

杨希义（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传授）、翟麦玲（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汗青系副传授）：颠末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变革，隋唐的监察制度日益精密美满，它同官吏的考课制度相辅相成，收到了“考中鉴绩，察中监法”的双重结果。其特点重要有：监察机构的日益精密，从中心到地方相继创建了一套精密的监察网络；监察立法的周到过细，隋朝有《司隶六条》，唐代有《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和《六察法》；监察本领的严厉周备，有仗弹状弹、举振纲纪、推鞫审判等；监察官员的审慎选择，被御史台主座提名由天子敕授的监察官员，一是须“曾任州县理人官者方可荐用”，二是为官必须刚正不阿，质重勇退。上述廉政步伐取得了明显效能。但其监察职能的目标也仅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本身具有不可降服的弊病。一是监察制度的实行和监察职能的发挥，常常决定于政治状态和天子个人的品格。监察官员要靠天子掩护，这一弊病是由君主独裁制度决定的，历代亦然。二是唐代虽有不少忠于职守的刚正御史，但尸位素餐、凑数其间者也不乏其人。三是安史之乱后，监察机构的权利渐渐减弱，监察官员的职位也日益降落。（《试论隋唐时期的考课与监察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与流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5．考课—惩贪与奖廉并举

张晋藩：早在《尚书·舜典》中便有“三载考绩，黜陟幽明”的记录，此说虽有后人的附会，但也阐明白有官必有考课的汗青征象。《周礼·天官冢宰》提出了“将廉为本”的头脑，以观察官府的政绩：“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阐明廉政已成为官府政绩的核心代价。战国时期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考课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开始创建，厥后各朝代不绝充实与美满，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项紧张内容。由于考课之后继之以惩罚，故而通过考课有效地实现了惩贪与奖廉的目标。

考课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法的一项紧张内容，也属于廉政法制建立的范畴，其制度不绝美满，其法定标准不绝详密，而且辗转承袭讫未停止。由于考课将惩贪与奖廉接洽在一起，因此，其代价不但在于悲观地惩贪，而且在于积极地奖廉。贪者罢黜，廉者升迁。也正由于云云，考课成为国家的紧张活动，受到统治者与官僚群体的高度器重，并在差别时期、差别程度上起到惩贪与奖廉的作用。但是，随着独裁制度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腐败，考课制度终极不免流于情势，乃至成为受贿之道。正如明神宗时左副都御史邱橓所反攻的那样：“如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存。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积弊。”（《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立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王凌（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明初朱元璋极为器重廉洁教诲，采取了如下有效步伐，具有显着特色。一是廉洁教诲观念超前化。朱元璋不但器重在位官吏的廉洁教诲，而且把教诲的视角前移，同时注意后备官吏的廉洁教诲。教诲理念的创新性表现在，高度器重学校教诲在作育廉洁官吏中的作用，崇尚“治国以修养为先，修养以学校为本”的重教头脑。教诲政策的革故鼎新表现在，把兴学设教作为一项根本国策提到了紧张的日程，大兴建学之风，学校数量浩繁、制度完备，在天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教诲网络体系，终极通过重教与廉洁教诲相连合政策的推行来整理明初的社会秩序。教诲内容上操行为先，朱元璋非常器重作育监生的政治素质和操行德行，主张对监生的作育应起首以德行为主，使其知道忠君爱国之道。二是廉洁教诲的情势多样化。颁布《大诰》等讲义，在全社会遍及廉洁律令法规。器重官吏及后备官吏的操行德行教诲和普法教诲，推行德廉榜样，利用乡饮酒礼之俗来实行廉洁树模教诲。同时采取多种情势对官吏举行警示教诲，如选择具有警示内容的犯罪案例，编纂在册，在天下发行，用以警戒当局官吏和百姓；二是在天下府州县和下层的里、社创建阐明亭，对官吏所犯恶行誊写于上，以示警戒。三是对于贪赃银两60两以上者，剥皮实草，悬挂于县当局公座旁。三是廉洁教诲对象具体化。朱元璋针对差别的对象，编写差别的教诲读本，实行差别的教诲内容。在位官吏重在惩戒，后妃皇室重在教诲，庶民百姓重在普法。明初的廉洁教诲之以是可以或许有效实行，重要由于朱元璋把这一系列的教诲步伐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比如法律读本，家庭必备；律令法规，监生必读，贡生必考，官吏必讲，乡饮酒礼必宣。（《明初廉洁教诲对当前反腐倡廉教诲的多少启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杨希义、翟麦玲：隋唐时期的考课制度是在继承并发展了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底子上日臻美满和成熟的。其重要标记是负责考课职能部分的相继创建，考课标准的具体过细，考课程序的严格周到和惩罚条例的明白完备。这在反腐倡廉中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把为官的道德品格（即“四最”）作为稽核官吏的紧张标准，同时又分身了为官的才华（即“二十七最”），表现了封建社会“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的任官原则，有利于束缚官吏的举动，打击贪官污吏，对改善吏治、安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但其本身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不可克制地存在极大流弊。第一，在唐代近3个世纪的汗青中，考课制度的实行环境差别颇大。前期实行较好，但唐中期以后，流弊渐多。第二，官员考课品级带有光显的封建品级制度的特点。第三，主考官或监、校考使凭个人好恶随意评定考等的征象屡有发生。第四，随着吏治的腐败，考课中官吏弄虚作假、假公济私的征象与日俱增。第五，隋唐的考课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大哥之法”，劳考成了升迁的重要依据，从而使考课渐渐失去了对官吏的劝勉督责作用。（《试论隋唐时期的考课与监察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与流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张帆：在重刑惩治的同时，明初统治者也经心积极地褒掖廉吏，征举贤才，反腐倡廉，双管齐下，力图通过正面励扬促使廉政建立得到充实实现。起首，统治者站在特别的职位反复地辅导，劝勉官吏们从善从谏，而且身材力行，率先垂范。其次，通过严格的考课制度做到惩罚分明惩罚有据，促其向善。再次，为了给廉政提供物质上的保障，明初还相应地试行了养廉之法。在朝廷的大力大举提倡、旌表和擢升之下，为官廉洁以图其荣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浩繁清官廉吏脱颖而出，为众人所称道。总之，明初廉吏的层出不穷不是偶尔的，是旌表廉吏办法的结果，也是整个廉政建立所肯定产生的精良功效。（《明初廉政特点之分析》，《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6．俸禄制度—廉政建立的辅助本领

张晋藩：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始于战国时期，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一项紧张内容，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官吏俸禄厚薄不一，其在廉政建立方面也提供了很多汗青的履历与教导。

宋朝是实行厚禄制度的典范。厚禄加上冗官不但导致宋朝国库浪费，而且转嫁给大众的极重赋税负担也使得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和农夫叛逆层出不穷。

明朝是实行薄俸制度的典范。百官俸薄，为汉以来所少有。百官俸薄，不大概不假公济私。明朝中期以后，贪污便成为当局中屡见不鲜的征象，大官贪污以致富，小官舞弊以救贫，法纪荡然无存。

实行厚禄制度固然要充实思量国家的财力和大众的负担，但实行薄俸制度无疑是官员贪腐的推动力。朱元璋惩治贪官本领之严厉与暴虐，已往历代无出其右者，但贪官仍旧是朝杀而暮犯，追根溯源，薄俸应当是紧张缘故起因之一。正因云云，历朝有识和务实之人都主张将厚禄作为廉政建立的一个紧张本领。

清朝设立养廉银之目标在于调停薄俸所带来的官员贪腐盘剥之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山西巡抚诺敏针对各地耗羡征收无度，导致民怨载道，由此比力完备地提出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发起，而且率先在山西省做了试行。创建“养廉银”并锐意禁革灰色收入，对于官员用心政务和廉政自律确实起到了肯定的作用，尤其是在雍正朝和乾隆朝的中前期，官员的贪腐之风得到有效遏制。道光以后国事颓衰，不得不折发“养廉银”以充兵饷，官吏贪污的势头遂不可遏止。

俸禄的厚薄与官吏的廉贪虽无肯定的因果关系，但其在差别时期、差别条件下对廉政法制建立也会产生肯定的影响。汉、唐、宋三朝的俸禄较为优厚，相对而言贪官较明朝为少，这也表现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由此可见，厚俸对养廉具有肯定的积极意义，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立的辅助本领。（《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立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侯建良（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传授）：俸禄制度是官吏制度中最根本、最紧张的制度之一，而俸禄制度是否科学公道，在很洪流平上取决于俸禄程度的高低。俸禄程度过高，会加重国家财务负担；俸禄程度过低，便与官员的职位和作用不相顺应，而每每会导致浩繁官吏不能耿介自守，官风败坏，殃及百姓。（《古代官员的俸禄程度与廉政》，《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6期）

单卫华（山东警员学院副传授）：雍正即位后，推行“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规定以各地征收火耗的实际数额为基数，把征收火耗由非法变为合法，明白稳固征收额度，规定各地应当提耗羡数额，再把这一款子全部分配给各级父母官吏作为养廉银。养廉银既用于增补官吏个人收入，又用于延纳幕宾、赏赐兵勇，增补办公费用。这一廉政改革对于整肃贪官污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耗羡归公”意味着原来无穷制的非法侵渔，变化为制度化的定额合法收入，多征无益，克制了父母官吏擅自监禁加征耗羡的环境。另一方面，“养廉银”实行后，巨细官吏的俸禄收入显着增长，对进步官吏的工作积极性，克制官吏的贪污腐化具有非常紧张的作用。乾隆年间，对养廉银制度举行了调解，并针对京官无养廉银的题目，创建了恩俸制度，即在京官文职于应得正俸外，另加增一倍俸数赐给“恩俸”，亦即领受双俸。这对因官员低俸制度带来的横征暴敛弊病，起到了肯定的遏制作用。（《论清初的廉政建立》，《东岳论丛》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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